本报记者 冯丽妃报道
“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是竞争。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，关键在于创造性的思维和坚持不懈的精神。”近日，日本科学家森和俊在香港桂冠论坛2025上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如是说。
森和俊是未折叠蛋白反应（UPR）领域的奠基人之一，曾获2014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和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。
然而，他坦言，和研究对手之间的激烈竞争，曾一度让他产生改行的念头。
研究生涯中的挑战与竞争
中国科学报：你在研究生涯中是否遇到过一些挑战？
森和俊：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是竞争。我从1989年开始做UPR相关研究。当时我的导师发现细胞中存在一种名为UPR的系统，但尚未鉴定出任何相关分子。我很幸运，能从“零起点”开始尝试分离参与UPR的分子，并利用酵母这一更简单的系统开展遗传实验。我们培育出了突变酵母细胞，最终鉴定出UPR的传感器分子。
然而，1993年7月，当我们准备发表这一令人兴奋的成果时，坏消息传来——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彼得·沃尔特团队在《细胞》杂志发表了关于同一分子的论文。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但我们没有放弃，补充了更多关键实验后再次投稿，最终论文在当年8月发表于《细胞》。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像是一场激烈的竞赛，但也共同开辟了UPR这一新领域。
中国科学报：后来和对方还有类似的竞争吗？
森和俊：随后在研究转录因子时，类似的竞争再次出现。1993年，我回到日本继续开展UPR研究，花了两年时间苦苦探索，终于鉴定出下一个关键转录因子。我再次向《细胞》投稿，但被拒，理由是“仅有鉴定不足以在《细胞》发表，必须阐明其作用机制”。
就在我们继续研究的过程中，一位同事在德国会议上听到彼得的报告，称他们发现了同一个因子，并阐述其通过一种不寻常的剪接机制发挥作用。我一度觉得“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”。
但同事仔细了解后发现，虽然结果相同，但彼得的解释与我们不同。这让我看到希望，继续坚持。彼得团队的第二篇论文于1996年10月发表，但我们最终证明了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。
从竞争到合作
中国科学报：与竞争对手后来有合作吗？
森和俊：20世纪90年代，我们确实是竞争对手，彼此几无交流。1996年彼得团队发表第二篇论文后，我们在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会议上见面，我当场指出双方对实验结果的解读不同，但当时并未获得权威科学家的支持。
2002年，我们的研究均证实了UPR在哺乳动物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，特别是在B细胞向浆细胞分化的过程中意义重大。这一成果最初由我带领完成。此后，我们由竞争对手转变成朋友，开始展开交流与合作。
日本科研环境与挑战
中国科学报：21世纪初，日本政府提出“50年30个诺贝尔奖”计划，目前这一目标正逐步实现。日本如何鼓励科研探索？当前科研环境如何？
森和俊：提出这一目标时，日本经济状况良好，后续获得诺奖的成果多数孕育于20世纪90年代那个经济繁荣时期。科研人员当时能够自由开展研究，我所在研究所的资金一半来自政府、一半来自工业界，资金充裕。
但进入21世纪后，泡沫经济破灭，日本政府更倾向于追求能够带来即时经济效益的应用型研究，而非基础研究。目前，许多日本科学家对此表示担忧。
中国科学报：这种担忧的根源是什么？
森和俊：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根基。没有坚实的基础科学支撑，应用科学将面临资源枯竭的困境。
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看法
中国科学报：您多次访问中国，对中国科学发展有何印象？
森和俊：中国科学发展迅速，科研资金充足，拥有众多优秀科研人员。他们的英语沟通和学术汇报能力也很强。我一年半前退休，之前培养过五六名中国学生，他们都非常优秀。
不过，我认为中国科研创新面临一个问题是过度关注期刊影响因子。影响因子主要衡量论文发表后两年内的短期引用情况。如果研究者立足于新领域，即便发表高质量论文，短期内引用不高，也难获得经费支持。事实上，许多诺贝尔奖级成果刚出现时，其论文并不具备高影响因子。过度依赖影响因子分配资源，可能阻碍科学家开展风险高、创新性强且可能带来颠覆性突破的研究。
对青年科学家的建议
中国科学报：对于希望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就的青年科学家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森和俊：首先，找到真正让你着迷的领域。作为“新人”，你将面对大量已有论文，因此必须制定合理的研究策略。我当年能凭借分离转录因子Hac1的创新策略，成功改变研究轨迹。如果没有这个策略，我可能被彼得团队超越，甚至放弃科研从事他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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