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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花佬儿的年
本文转自：天津日报
曾 颖 题图 张宇尘
川西坝子的腊月，风里都飘着腊肉香和火药味了。李老幺揣着惦记了大半年的念想，蹲在自家破院坝头，翻出那顶掉了圈的草帽，还有去年披过的大红被单——边角虽磨起了毛，却洗得发白，透着股太阳晒过的暖烘烘的味道。
李老幺在街坊眼里，就是个蔫了吧唧的人。四十好几没成家，守着间破土坯房，平日里帮人挑水劈柴混口饭吃，话少，总低着头，像怕见光的耗子。谁也想不到，这蔫人心里藏着个热火朝天的盼头，就等过年那几天——当三花佬儿。
川西坝子里的龙灯，历来是村民自发凑的。十来个老爷们儿，找些竹篾子、旧布条，捆几个草把当龙身，糊个纸龙头，凑一套锣鼓家什就敢往县城里闯。不为挣钱，就为混几包烟抽，图个热闹。而李老幺，最盼的就是舞龙尾巴，当那个疯疯癫癫的三花佬儿。
那年腊月二十八，龙灯队凑齐的时候，队长王大奎挠着头说：“明年怕是要搞统一的龙灯了，乡里说要‘上档次’，这草把龙可能耍不成咯。”李老幺听了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手里的草帽差点儿掉在地上，嘴上却没敢接话，只是把被单攥得更紧了——这怕是他最后一次当三花佬儿了。
他早早把自己拾掇妥当：草帽歪歪扣在头上，大红被单往身上一裹，活像偷穿了媳妇衣裳的憨汉。他央求隔壁二婶子给他画脸，二婶子笑得直不起腰，蘸着锅底灰和胭脂，把他脸涂得红一块黑一块，鼻梁上特意点了个白疤，活脱脱戏文里的贪官模样。最后，他往屁股上拴上一串晒干的荨麻，扎得慌，却笑得合不拢嘴——这是三花佬儿的标配，既能防人踢屁股，又能让人躲远些，给龙灯腾出表演的空地。他抖了抖荨麻，又扯了扯被单，心里像揣了团火，又像压了块石头。
大年初一，天刚蒙蒙亮，锣鼓声就敲得震天响。李老幺举着龙尾巴，跟在队伍后头，一出门就变了个人。平日里蔫耷耷的眼神亮得像火把，腰杆也直了，脚步轻飘飘的，活像踩了云。他心里憋着股劲儿，要把这最后一次三花佬儿当得热热闹闹，一辈子都记得住。
进了城，街道上早挤得水泄不通，连房顶上都站着人。李老幺提着龙尾巴疯疯癫癫地跑，屁股上的荨麻扫过人群，孩子们“嗷”一声笑着躲开，大人们则拍着巴掌骂：“李老幺，你个疯娃娃，小心荨麻扎着人！”他却笑得更欢了，故意把荨麻往人群边凑了凑，然后猛地一跳，龙尾巴甩得老高，溅起的碎纸屑像雪花似的飘。
他绕着龙灯跑圈，跑到卖糖画的摊前，突然停住，手搭凉篷学孙悟空张望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嘴里还“吱吱”叫着，逗得摊主把刚做好的糖龙递给他，他也不接，扭身就跑，龙尾巴扫过糖画摊，引来一阵哄笑。
跑到布店门口，他又扭肩甩脖学猪八戒拱嘴，把布店老板娘笑得直抹眼泪，塞给他一把水果糖，说：“三花佬儿，明年还来耍哦！”他嘴里应着“要来、要来”，心里却酸溜溜的——明年，怕是来不了了。
主事人跟商家谈妥了，灯笼一绕，锣鼓声陡然急促。李老幺跟着节奏蹦跳，龙尾巴甩得更欢了，左一个圈，右一个圈，龙灯翻滚奔腾，扫起的灰尘里都带着热闹的味儿。他跑得满头大汗，红油彩顺着脸颊往下淌，迷住了眼睛也不管，只是一个劲地跳，一个劲地逗乐。数百双眼睛都盯着他，跟着他的动作伸脖子、缩脑袋，连耍龙头的壮汉都成了他的背景板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举着糖葫芦追着他跑，喊：“三花佬儿，我要跟你一起耍！”他停下来，弯腰做了个鬼脸，把老板娘给的水果糖塞到孩子手里，又疯跑起来。
这一刻，他不再是那个没人待见的老光棍，不是那个说话都不敢大声的蔫人，他是街上最靓的崽，是所有人的焦点。每一声笑，每一次喝彩，都像暖烘烘的太阳，晒得他心里发烫。他觉得浑身是劲，哪怕荨麻扎得屁股生疼，哪怕汗水流进眼睛里涩得慌，也舍不得停下来——他要把这最后一次的热闹，刻进骨子里。
从初一到十五，李老幺天天跟着龙灯队跑，跑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。累得倒头就睡，梦里却都是锣鼓声和笑声。口袋里攒下的烟，他舍不得抽，分给队里的老伙计，自己只留着烟盒，摸了又摸，像是捧着宝贝。十五那天散了场，他把草帽、被单小心翼翼地收好，揣在怀里往家走，路上遇到人，还忍不住学着三花佬儿的模样蹦了两下，引来一阵笑。
日子过得快，转眼又是一年。腊月里，李老幺早早翻出了草帽和被单，却没等到龙灯队的召唤。他跑到王大奎家，只见院子里摆着崭新的龙灯，绫罗绸缎，金光闪闪，哪里还有草把和旧布条的影子。
王大奎说：“老幺，今年乡里统一组织，龙灯要‘高大上’，不用三花佬儿了，你看这龙，多气派！”
李老幺站在光鲜亮丽的龙灯前，手里的草帽突然变得沉甸甸的。他摸了摸龙灯上光滑的绸缎，又摸了摸自己怀里的旧被单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像被掏走了什么。
大年初一，他还是揣着大红被单和草帽，早早跑到大广场上。龙灯比赛正热闹，一条条精致的龙在阳光下耀武扬威，无人机在天上飞，“长枪短炮”对着拍。舞龙的人穿着统一的黄衫、红衫，威风凛凛，动作整齐划一，可就是少了点儿疯劲，少了点儿让人又怕又爱的热闹。
他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找遍了所有龙灯队，却没看到一个三花佬儿。没有歪戴的草帽，没有大红的被单，没有脸上的红油彩，更没有屁股上拴着的荨麻。
围观的人群里，有几个老人也在念叨：“还是往年的龙灯有意思，三花佬儿逗得人多开心啊，今年这龙又鲜艳又逼真，就是少了点儿味道。”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也在问妈妈：“以前那个给我糖吃的三花佬儿呢？我想找他耍。”
李老幺蹲在广场角落，摸了摸怀里的草帽，被单的毛边蹭得手心发痒。他想起去年，自己蹦蹦跳跳的时候，人们围着他笑，喊他“三花佬儿”，那种被人需要、被人关注的感觉，是他这辈子最踏实的幸福。可现在，龙灯越来越好看了，越来越气派了，他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。
太阳慢慢西斜，锣鼓声渐渐远了。李老幺站起身，慢慢往家走，大红被单在怀里晃悠，像一团熄灭了的火苗。回到破院坝，他把草帽和被单放进柜子最底下，压上了几块砖头——像是怕它们飞走，又像是怕自己再看到，勾起念想。
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带着远处的锣鼓声，他却再也找不回心里的欢喜了。坝子里的人们，看着越来越精致的龙灯，说着日子越来越好了。可李老幺知道，有些东西丢了。就像他的三花佬儿，就像那些又疯又闹的年，就像他这辈子唯一的高光时刻。
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光鲜，却也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热闹与踏实。李老幺蹲在门槛上，望着天边的夕阳，蔫耷耷的脑袋又低了下去，只是这一次，眼里少了点儿盼头，多了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失落。那串晒干的荨麻，还挂在屋檐下，风一吹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是在替他怀念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年。
发布于：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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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自：天津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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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西坝子里的龙灯，历来是村民自发凑的。十来个老爷们儿，找些竹篾子、旧布条，捆几个草把当龙身，糊个纸龙头，凑一套锣鼓家什就敢往县城里闯。不为挣钱，就为混几包烟抽，图个热闹。而李老幺，最盼的就是舞龙尾巴，当那个疯疯癫癫的三花佬儿。
那年腊月二十八，龙灯队凑齐的时候，队长王大奎挠着头说：“明年怕是要搞统一的龙灯了，乡里说要‘上档次’，这草把龙可能耍不成咯。”李老幺听了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手里的草帽差点儿掉在地上，嘴上却没敢接话，只是把被单攥得更紧了——这怕是他最后一次当三花佬儿了。
他早早把自己拾掇妥当：草帽歪歪扣在头上，大红被单往身上一裹，活像偷穿了媳妇衣裳的憨汉。他央求隔壁二婶子给他画脸，二婶子笑得直不起腰，蘸着锅底灰和胭脂，把他脸涂得红一块黑一块，鼻梁上特意点了个白疤，活脱脱戏文里的贪官模样。最后，他往屁股上拴上一串晒干的荨麻，扎得慌，却笑得合不拢嘴——这是三花佬儿的标配，既能防人踢屁股，又能让人躲远些，给龙灯腾出表演的空地。他抖了抖荨麻，又扯了扯被单，心里像揣了团火，又像压了块石头。
大年初一，天刚蒙蒙亮，锣鼓声就敲得震天响。李老幺举着龙尾巴，跟在队伍后头，一出门就变了个人。平日里蔫耷耷的眼神亮得像火把，腰杆也直了，脚步轻飘飘的，活像踩了云。他心里憋着股劲儿，要把这最后一次三花佬儿当得热热闹闹，一辈子都记得住。
进了城，街道上早挤得水泄不通，连房顶上都站着人。李老幺提着龙尾巴疯疯癫癫地跑，屁股上的荨麻扫过人群，孩子们“嗷”一声笑着躲开，大人们则拍着巴掌骂：“李老幺，你个疯娃娃，小心荨麻扎着人！”他却笑得更欢了，故意把荨麻往人群边凑了凑，然后猛地一跳，龙尾巴甩得老高，溅起的碎纸屑像雪花似的飘。
他绕着龙灯跑圈，跑到卖糖画的摊前，突然停住，手搭凉篷学孙悟空张望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嘴里还“吱吱”叫着，逗得摊主把刚做好的糖龙递给他，他也不接，扭身就跑，龙尾巴扫过糖画摊，引来一阵哄笑。
跑到布店门口，他又扭肩甩脖学猪八戒拱嘴，把布店老板娘笑得直抹眼泪，塞给他一把水果糖，说：“三花佬儿，明年还来耍哦！”他嘴里应着“要来、要来”，心里却酸溜溜的——明年，怕是来不了了。
主事人跟商家谈妥了，灯笼一绕，锣鼓声陡然急促。李老幺跟着节奏蹦跳，龙尾巴甩得更欢了，左一个圈，右一个圈，龙灯翻滚奔腾，扫起的灰尘里都带着热闹的味儿。他跑得满头大汗，红油彩顺着脸颊往下淌，迷住了眼睛也不管，只是一个劲地跳，一个劲地逗乐。数百双眼睛都盯着他，跟着他的动作伸脖子、缩脑袋，连耍龙头的壮汉都成了他的背景板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举着糖葫芦追着他跑，喊：“三花佬儿，我要跟你一起耍！”他停下来，弯腰做了个鬼脸，把老板娘给的水果糖塞到孩子手里，又疯跑起来。
这一刻，他不再是那个没人待见的老光棍，不是那个说话都不敢大声的蔫人，他是街上最靓的崽，是所有人的焦点。每一声笑，每一次喝彩，都像暖烘烘的太阳，晒得他心里发烫。他觉得浑身是劲，哪怕荨麻扎得屁股生疼，哪怕汗水流进眼睛里涩得慌，也舍不得停下来——他要把这最后一次的热闹，刻进骨子里。
从初一到十五，李老幺天天跟着龙灯队跑，跑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。累得倒头就睡，梦里却都是锣鼓声和笑声。口袋里攒下的烟，他舍不得抽，分给队里的老伙计，自己只留着烟盒，摸了又摸，像是捧着宝贝。十五那天散了场，他把草帽、被单小心翼翼地收好，揣在怀里往家走，路上遇到人，还忍不住学着三花佬儿的模样蹦了两下，引来一阵笑。
日子过得快，转眼又是一年。腊月里，李老幺早早翻出了草帽和被单，却没等到龙灯队的召唤。他跑到王大奎家，只见院子里摆着崭新的龙灯，绫罗绸缎，金光闪闪，哪里还有草把和旧布条的影子。
王大奎说：“老幺，今年乡里统一组织，龙灯要‘高大上’，不用三花佬儿了，你看这龙，多气派！”
李老幺站在光鲜亮丽的龙灯前，手里的草帽突然变得沉甸甸的。他摸了摸龙灯上光滑的绸缎，又摸了摸自己怀里的旧被单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像被掏走了什么。
大年初一，他还是揣着大红被单和草帽，早早跑到大广场上。龙灯比赛正热闹，一条条精致的龙在阳光下耀武扬威，无人机在天上飞，“长枪短炮”对着拍。舞龙的人穿着统一的黄衫、红衫，威风凛凛，动作整齐划一，可就是少了点儿疯劲，少了点儿让人又怕又爱的热闹。
他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找遍了所有龙灯队，却没看到一个三花佬儿。没有歪戴的草帽，没有大红的被单，没有脸上的红油彩，更没有屁股上拴着的荨麻。
围观的人群里，有几个老人也在念叨：“还是往年的龙灯有意思，三花佬儿逗得人多开心啊，今年这龙又鲜艳又逼真，就是少了点儿味道。”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也在问妈妈：“以前那个给我糖吃的三花佬儿呢？我想找他耍。”
李老幺蹲在广场角落，摸了摸怀里的草帽，被单的毛边蹭得手心发痒。他想起去年，自己蹦蹦跳跳的时候，人们围着他笑，喊他“三花佬儿”，那种被人需要、被人关注的感觉，是他这辈子最踏实的幸福。可现在，龙灯越来越好看了，越来越气派了，他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。
太阳慢慢西斜，锣鼓声渐渐远了。李老幺站起身，慢慢往家走，大红被单在怀里晃悠，像一团熄灭了的火苗。回到破院坝，他把草帽和被单放进柜子最底下，压上了几块砖头——像是怕它们飞走，又像是怕自己再看到，勾起念想。
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带着远处的锣鼓声，他却再也找不回心里的欢喜了。坝子里的人们，看着越来越精致的龙灯，说着日子越来越好了。可李老幺知道，有些东西丢了。就像他的三花佬儿，就像那些又疯又闹的年，就像他这辈子唯一的高光时刻。
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光鲜，却也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热闹与踏实。李老幺蹲在门槛上，望着天边的夕阳，蔫耷耷的脑袋又低了下去，只是这一次，眼里少了点儿盼头，多了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失落。那串晒干的荨麻，还挂在屋檐下，风一吹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是在替他怀念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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